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社会，劳动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，职业成千上万种，人们选择职业不会无视收益，但也与个人兴趣有关。每种职业都有其市场价格及其年化收益，并且相当稳定。在有些国家，国家元首、内阁部长、ceo的年薪以及医生、律师、记者、教师的年薪等，都有公开的统计年鉴。甚至拿哪所大学的哪种学位，将来年薪是多少，都可以上网查到。你选择一种职业，意味着你接受相应的收入状况;如果你嫌自己职业收入低，你可以选择改行或跳槽。

在中国，市场经济建立时间不长，职业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尚未稳定下来，一种相应的职业—收益理性尚未建立。成功的标准只看收入高低，相当单一。很多人乱入行，却又期待高收益，当官的跟“身边的商人朋友”比，教师和律师、医生比，结果比出心理失衡。心理失衡问题也不大，不妨换个收入更高的职业，大家又不干，于是靠山吃山、把手伸向别人的荷包里，干起了违法犯罪的勾当。

中国的现代化，恐怕要培育一种职业—收益理性，其中包括职业选择、职业收益、成功标准以及相关伦理规范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各种职业的社会角色及其收益将趋稳定，人们在这种确定性下进行人生规划、求学和职业选择，并把相应收益视为自由意志选择的“命运”。这不会完全消除不同职业之间的收益攀比，但实现“再平衡”的方法只能是改行。

这种职业—收益理性不会自发形成，它需要国家的主动引导与培育。在发达国家，职业—收益确定并且可以预期，是信息公开透明、信息供给充分的结果。选择做公务员，意味着你接受确定的公务员收益前景;选择当大学校长，不应当奢望跟工程承包商一样富有。你接受那份收入，但也相当看重那种职业荣誉。如果想要更多回报也未必不合理，而方法是，把本职工作做到优秀乃至卓越。